達爾文與他的船長

達爾文與他的船長 送給熱心的傳道人 這個故事撮錄自＜自達爾文以後＞（Stephen Jay Gould**），達爾文有關演化論的基本框架，主要在他乘坐貝格爾號到中南美洲探險的五年中孕育出來，這個故事是關於達爾文與他的船長Fitzroy在五年旅程中的相處。 Fitzroy是虔誠的基督徒，也是貴族，當時的傳統，船上其他人沒資格與他共餐，只有達爾文，因為是個博物學家，又是一個紳士，故五年來，他倆幾乎每天一起晉餐。 問題是，Fitzroy與達爾文從性格，至對政治及宗教的看法都有不同…… (引號內是翻譯原文) 「……有時Fitzroy也懷疑聖經句句真實，但他傾向將摩西看作歷史學家和地質學家，而且他耗費了許多時間計算挪亞方舟的大小。Fitzroy的固定觀念，至少在他生命的晚期，是“來自設計的論點”，即相信上帝的仁慈可以從生命結構的完美性中推尋出來。而達爾文雖然也接受了完美構造的觀點，卻提出了自然的解釋……」 船長是一個令人敬畏的人，達爾文曾提及他與船長相處困難，但五年來卻不得不與他共餐，Gould文中說，達爾文曾提及自己的志向是當一個鄉間牧師，但船長的態度對達爾文有很大影響。 「達爾文得出的哲學觀點部分是由於對Fitzroy教條地堅持來自設計的觀點的一種反應嗎？我們沒有証據表明達爾文在隨貝格爾號航行時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對基督教的懷疑和否定是以後的事情……」 「……但是懷疑的種子一定在貝格爾號航行的寂靜時光中萌發滋長。設想一下達爾文的境況吧。他五年來每一天都與一位無法與其爭辯的，威嚴的船長共餐，這位船長的政治觀點和對其他事物的態度與達爾文的信念迴然不同，而且達爾文基本上不喜歡這個人。誰知道五年來連續的高談闊論會如何冶煉達爾文的大腦呢，至少就激發達爾文確立哲學與進化論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基石而言，Fitzroy可能遠比鳴雀重要。」 「Fitzroy至少在生命的晚期，曾因內疚而煩惱。他開始認為是自己引發了達爾文的異端思想（事實上，我想從實際情況的角度看，可能遠Fitzroy所設想的更真實）。他有一種熾烈的贖罪欲望，並開始重新維護聖經的權威性。在1860年著名的不列顛協會會議上，失態的Fitzroy大步走上台去，高舉聖經，大聲叫道：“這本書，這本書”。五年之後，他割斷了自己的喉管。」 **Gould是古生物學家，他是演化論的支持者，但常用近乎神創論的筆觸感性描述距今六億年的寒武紀生命大爆炸，暗示有一股科學不能解釋的力量在主宰著，故他與一些純機械論的看法水火不容。Gould於2002年中去世。